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直到和呼吸一起消失。

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、太快了，快得淡黄色的果皮还没来得及落进垃圾桶，快到陶瓷小刀上还蒙着一层发亮的梨子汁水。根本来不及让我反应。我沉默地把手里的小碗放到桌上，接着按下紧急呼叫的按钮。

护士出现得很迅速，眨眼的功夫，一道声音便从我的背后响起，“怎么了，先生？有什么可为您提供需要帮助的？”

我没有转身，我仍然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神情安详，眉眼带笑的李教官。真是难以想象，年轻时脾气这么火爆的人，老了的模样却如此慈祥。

“他去世了。”我说，“就在刚刚。”

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军区医院的。

在明确告知医生，我明天会来为李教官的后事负责之后，我魂不守舍，脚步虚浮，连走带绊地走到了回家的巴士。

与第一程巴士相比，这次的巴士上，我的情绪愈加暴烈。

一种巨大的悲伤笼罩着我，与此相对应的，一种自我怀疑的煎熬同时发生着。我被悲伤的矛从口到肛贯彻，钉在大地上，曝晒于自我怀疑的烈日下。我的眼泪被煎干，煎得滋滋作响，至余下欲哭无泪的郁结。

假如我——假如我早些日子去看李教官，去倾听他的烦恼和愿望，帮他更早地回到他的家，他是不是能够多活些时日？他是不是能够更快乐、愉悦、自得地过完人生最后的时光？

接着，在悲伤李教官的死亡后，在继我陷入‘如果没有我，是不是会更好？’的问题后，我再度钻进了另一个诘责：为什么我不能做得更好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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